此论似是而非，完全不合经济学逻辑。

维稳这种政治名词的滥用，是今天人们普遍感到恐惧的根源之一。为了让远处的一点微光不至于扩大、变亮，变成引火烧身这个成语中的那种熊熊火光，紫金矿业也采取了通行的做法——和发生矿难的煤矿、急于隐瞒真相的地方政府（胡新桥信中的天门市委宣传部）一样，他们开始给记者送钱。

去年，我在国外碰见一位老朋友。紫金矿业甚至不隐瞒用维稳来开脱责任的用心，其证券部经理赵举刚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信息是上市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但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最终，董事们权衡利弊，认为宁可承担违规的风险，还是要以维稳大局为重。还是在7月，湖北天门市有一位80岁的上访老人，在上访途中跳楼自杀了，《法制日报》记者胡新桥采访后，给天门市长张爱国写了一封公开信，并随信附寄天门市卫生局信封一个，里面应是现金若干，这是天门市委宣传部为了‘搞定记者而硬塞给的。但这一切都昭然于天下了，又如何呢？耸动视听的新闻太多了，紫金矿业也不过是远处闪烁的微光中的一点罢了。真相有时候是难以承受的重负，离开它们，不正是她辛辛苦苦到异国他乡去的原因吗？ 进入专题： 维稳 。

大家寒暄一通之后，她和她的洋男友带我到中餐馆吃饭，席间不能免俗，让我介绍一些国内的情况，一来抚慰朋友的思乡之情，又满足她男友对中国的好奇之心——都知道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这样的好奇大概是谁都难免的。十天后，他卖掉菜摊，决心回家种田，以免被相关部门找茬罚款罚得一分钱不剩。然而，不重视它、或者干脆假装它根本没有发生过，就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吗？在我看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政治上成熟的特征，但在国家战略层面，不承认或刻意忽略中国经济世界第二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心态的表现，它跟坐井观天的狂妄自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是另一个极端的幼稚而已。

相反，倒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把这次的GDP位置变动当成了真正的重大事件来报道和分析——不仅《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这样的财经报章，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等也都花了巨大篇幅对此予以评述。因此，面对这个全球第二，民众与官方的态度罕见地高度一致，尽管各自的理由可能截然不同。这些还仅仅表现在数据层面，更深层次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此外，中国在人民生活质量、科技、环保、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压根不关心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新闻，要么也是读罢气咻咻地骂上两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的社会现状，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件能够由衷地激发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喜事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这算是学术研究吗？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

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

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郎咸平 中印比较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校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

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

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